2025年1月，马某接到自称“中国扶贫基金会”的来电，对方以“刷银行流水即可申领96万元扶贫款”为诱饵，诱使其将15万元涉案资金分多次取现并转入指定账户。同年2月，马某因涉嫌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刑事拘留，羁押于广州市某区看守所。

案件发生后，马某家属面临多重现实困境。其子处于升学关键阶段，家中还有年迈患病的双亲需要照料，经济来源的不稳定使家庭负担进一步加重。家属通过多方联系找到北京冠领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进行委托，律所随即指派律师沈宏梅代理此案。律师接案后迅速启动应急工作流程，当晚组织案情研判会议，次日上午即向办案机关递交了法律意见书及会见申请。

律师在大致了解基本案情后指出，根据《刑法》第312条，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成立需行为人“明知”涉案财物系犯罪所得。学界通说认为，“明知”包含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，即行为人需对财物的非法性具有概括性认知，或至少意识到其可能来源于犯罪。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，“明知”可通过行为人的客观表现、交易背景等综合推定，但需排除合理怀疑。

本案中，马某的行为存在三重矛盾：其一，马某受骗背景特殊。扶贫名义具有公益性，与典型犯罪所得转移场景截然不同；其二，操作流程隐蔽性极低。马某主动提交身份证、银行卡信息，与“明知”犯罪者通常规避留痕的行为模式相悖；其三，经济动机合理。家庭困境使得马某轻信“扶贫款”承诺，其缺乏非法牟利意图。

律师强调，马某对资金性质完全缺乏认知，其行为更符合“被利用的工具”角色，而非刑法意义上的“共犯”。即便马某构成犯罪，由于其存在初犯偶犯、主动投案、退赔部分损失等情节，同样符合《刑事诉讼法》第67条规定的“社会危险性低”的取保候审条件。

案件初期，公安机关以“涉案资金已转移”为由拒绝为马某办理取保候审。律师深知，破解僵局需从证据链入手。因此律师多次赶赴看守所会见马某，逐帧还原其与诈骗分子的聊天记录，进而发现关键细节：诈骗分子曾发送伪造的“乡村振兴局APP”链接，并反复强调“流程合法合规”。律师连夜整理出一份长达20页的《受骗操作时间线》，在其中标注出马某每一步操作所表现出的被动性与盲从性。

然而，首次提交取保候审申请时，办案机关仍以“涉案金额大”为由予以驳回。律师转而调整策略，向检察院提交《法律意见书》，其中援引最高法指导案例，强调“主观认知错误”应阻却犯罪故意。与此同时，律师主动联系三名报案人，说服他们出具《谅解书》，证实马某确系受骗参与，并未从中获利。

2025年3月，广州市公安局经审慎审查后，认定马某的涉案行为缺乏犯罪构成要件，依法作出撤销案件决定。马某重回家庭，其子得以安心备考，年迈父母亦盼来团圆。一场因轻信引发的风波，在律师抽丝剥茧的辩护下回归法律理性。

撰稿人：李晓雯

审稿人：段光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