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2年10月，男子胡某因将名下三张银行卡提供给他人使用，涉嫌转移诈骗资金，被东莞市第三市区人民检察院以“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”提起公诉。案件涉案金额达到64000元，若指控成立，胡某将面临数年有期徒刑的重判。

胡某被刑事拘留后，意识到案件的严重性。他辗转联系到北京冠领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，律所指派律师耿高风担任胡某的辩护人。胡某向律师坦诚，自己承认在此次事件中确实存在过错。然而，他对于指控金额持有疑问，并且忧心最终的量刑会过重。胡某反复强调，自己仅短暂参与作案，实际获利远低于指控数额。律师接案后，敏锐察觉到案件的关键在于涉案金额的界定与罪名定性，随即着手梳理证据链条。

律师在大致了解案情后指出，根据《刑法》第312条，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的量刑与涉案金额直接挂钩。该罪要求行为人主观明知是犯罪所得，且客观上有转移、窝藏等行为。司法实践中，若涉案金额超过10万元，刑期可能升至三年以上。而本案原指控的64000元，恰处于“数额较大”的区间（通常为5000元至10万元），量刑基准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不过，该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存在竞合，后者的量刑通常更轻，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直接参与资金转移的核心环节。律师分析认为，胡某的行为更符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特征。从主观上看，胡某虽知资金来路不正，但未明确知晓具体犯罪细节。客观上，胡某仅提供银行卡并协助取现，未直接操控资金流向。此外，刑法理论强调“主客观一致”，若指控金额缺乏完整证据链支撑，法院应遵循“存疑有利于被告人”原则。

起诉书称64000元流入胡某的银行卡，但律师在调取银行流水时发现，仅有王某、李某、陈某三人的12000元有明确的被害人陈述及资金流向印证，其余52000元仅有转账记录，却无具体被害人指认。为核实案件细节，律师多次前往福建，调取胡某取现时的监控录像及宾馆入住记录，证明其实际参与的取现金额仅为9000元，且全程受上家操控，自主性极低。

然而，检察机关起初坚持全案指控，认为胡某对银行卡内全部资金负有责任。律师并未气馁，他先后三次向检察院提交书面辩护意见，指出“资金流水≠犯罪所得”，并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“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中资金关联性”的司法解释，强调无被害人指认的部分不应计入涉案金额。庭审中，律师当庭出示高铁票、取现凭证等物证，证明胡某仅短暂参与作案，且实际获利仅1万元。最终，合议庭采纳了律师的辩护意见，认定涉案金额为12000元，量刑区间大幅降低。

历经两次延期审理和多次激烈辩论，2023年9月，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作出判决：胡某犯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，并处罚金4000元，追缴违法所得1万元。法院明确认定，胡某实际参与程度较低，且认罪认罚态度良好，故依法从轻处罚。

这场辩护不仅帮助胡某取得轻刑判决，更凸显了证据审查与法律解释在刑事审判中的决定性作用。从64000元到12000元，不仅是数字的缩减，更是对司法公正与律师专业价值的生动诠释。

撰稿人：李晓雯

审稿人：张冠彬